在战争年代，我军与国民党部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：官兵之间的平等与和谐，军官与士兵没有严格的上下阶级划分，而是互相尊重、共同奋斗。这种关系的建立成为我军从弱小到强大、不断走向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，部分官兵来自于旧军队，存在着严重的打骂士兵的现象，且这一情况在军队中相当普遍。然而，在古田会议上明确提出：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分，而没有阶级的分别，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打骂和体罚，并采取了士兵委员会等制度来维护士兵权益。通过这些措施，红一方面军中的打骂现象几乎彻底消失。

但在红四方面军，打骂士兵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，且有时甚至出现了上行下效的局面。很多人并不知情，事实上，四方面军中有不少将领脾气火爆，比如王树声、倪志亮、余云天、何畏等军以上干部。其中，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何畏，他不仅骂人，甚至动辄动手，打人时毫不手软，了解他的人无不感叹他的脾气有多爆烈。

何畏是一位有着较高学识的知识分子，他曾在厦门大学求学，后来参与创办刊物。1926年，他投笔从戎，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成为一名职业军人，并在广州起义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像他这样既有学问又懂军事的人，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并不多见，甚至放到国民党阵营，也足以引起关注。尽管许多知识分子身上常有一股书生气，但何畏却没有，他的脾气暴躁，常常让周围的人感到措手不及。

由于何畏的才能，党组织高度重视他，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工作。在1932年，红军主力调动时，他被任命为12师的师长，王宏坤担任10师师长，倪志亮担任11师师长，王树声兼任73师师长。到了1933年，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一带得到大发展，扩编为四个军，这四位将领也都晋升为军以上的领导干部，倪志亮担任方面军参谋长，王树声担任副总指挥兼31军军长，王宏坤担任4军军长，何畏则被任命为红9军军长。

何畏的脾气确实不容小觑，尤其是在工作中与王宏坤产生了不少矛盾。两人虽然是平行职务，没有直接隶属关系，但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冲突。尤其是在抓“AB团”问题时，何畏对12师内不少好干部进行了牵连，王宏坤上报给上级要求纠正，这让两人关系更为紧张。而最让王宏坤愤怒的，是何畏在一次与红四军干部的纠纷中，竟然动手打了4军的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。王宏坤得知后，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陈昌浩。此时，何畏虽然无法对王宏坤做什么，但却选择将怒火发泄在了王宏坤的下属身上，打了10师师长徐顺礼，徐无缘无故被打，找到王宏坤哭诉，令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。

有谁能真正了解何畏呢？周希汉曾担任过何畏的作战科长，他深刻体会过何畏的暴脾气。何畏是广东人，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，许多人都听不懂他的话，因此当他发火时，轻则辱骂，重则动手，身边的警卫员们吃了不少苦。为了更好地与何畏沟通，周希汉努力去理解他的说话方式，逐渐减少了语言上的误解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何畏的脾气依旧让人害怕。有一次，何畏甚至拔枪威胁周希汉，朝他方向连开数枪，幸好并没有打中，事后回想起来，周希汉仍不寒而栗。

周希汉在何畏身边工作多年，也曾经历过不少打骂，尽管相比其他人，周希汉受的惩罚较少，但与何畏相处的日子，依然充满了挑战。在四方面军中，何畏和余云天的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。

后来，何畏因某些原因从作战部队调离，担任了红军大学政委，许世友担任军长。在三大主力会师后，他在抗大任职。抗战爆发后，何畏逐渐脱离了革命道路，回到了家乡。如果他没有离开军队，他很可能会成为开国将领中的一员。